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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气从何来——论何水法花鸟画的“气”

        作者:曹玉林2012-06-05 16:22:07 来源:网络
        气从何来——论何水法花鸟画的气
        当代花鸟画坛的领军人物之一,何水法的花鸟画不以形胜,而以气胜,不以技胜,而以格胜,这是人所共知的。有论者谓,何水法“人画均`盛气凌人`,而且`气不打一处来`,因此威风八面。”(曹工化《大师班与尖刀班》)乃批评家之俊语,令人击节。何水法花鸟画中的“气”,是一种大气、豪气、霸气、堂堂正正的盛世文明之气,它与小气、村气、俗气、畏畏缩缩的末世萎靡之气根本对立。它的出现,不但以其强烈的艺术个性和独特的形态面目,丰富了当代画坛的体格样式,为今天中国画的百花园中增添了新的光彩,而且对今后中国画的发展和体格转换也产生多方面的影响,具有不可低估的启示性意义。 

        所谓“气”,按照徐复观的说法,“指的只是一个人的生理的综合作用所及于作品上的影响。”(《中国艺术精神》)徐氏所言,大体不谬。曹丕《典论》谓:“文以气为主”,绘事亦然。在中国传统的绘画理论中,几乎所有的经典文献都将气置于最主要的位置,如谢赫的“六法”,第一便是“气韵生动”,荆浩的《笔记法》的“六要”,第一便是“气”。认为“气”,或曰人的梢经包括性格、气质,对于绘画创作具有主导作用,这是中国绘画理论中最重要的特色之一,也是中国画与西方绘画在理念上一项主要的区别。不过,“气”虽然指的是“一个人的生理的综合作用”,是主观性的因素,但生活在不同的时代,不同的环境中的画家,客观性的因素却有时也会对主观性的因素起到或强化、或制约、或扭曲的作用。因此,同样的“气”,在不同的时代也会有不同的表现。 

        中国传统的花鸟画由于受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影响,“自古多轻柔”(陈绶祥语)。不论院体花鸟画“旌歌归院落,灯火下楼台”的骄矜和艳俗,还是文人花鸟画“驿外断桥边,寂寞开无主”的自怜和孤傲,大多有韵而无气,韵多而气少,不同程度地流露出某种病态。即使是晚明徐渭那纵横恣肆,不可一世的大写意画法,力矫时弊,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此后花鸟画坛的柔靡之风,然而由于主体精神性情和客体生存环境使然,透过徐渭的那些纵率狼藉的笔致和越出常轨的狂墨,却仍然可以感受到一种压抑不住的“笔底明珠无处卖,闲抛闲掷野藤中”的郁愤和牢骚,也并非是真正舒畅的和健康的。 

        从本质上说,是病态的社会造就了病态的人生和病态的画风,这是先贤的悲哀,也是先贤的宿命。相比之下,作为徐渭同籍同好的后来者,何水法却要幸运得多。从性格、气质上看,何水法与徐渭不无某种相近之处:徐渭博学多能,才华横溢,不论诗文、书画,皆傲视古今,摘冠可戴,然“有奇气而不雅训”(李日华语),性纵诞,喜豪饮,恃才傲物,不拘礼法,易走极端。而何水法虽不似前者那样广涉诸域,但也聪颖敏慧,才情发越,所作之花鸟画不论工写皆堪称翘楚,,以至有论者推为“在两端(工笔画与大写意)极度的法则中游列有余,双善兼美”(陈绶祥语),然而却同样卓尔不群,张扬外露,不懂“谦虚”,不夹“尾巴”,常有“狂”态(艺术家的“狂”态,有时实际上是一种真性情,一种不为世俗城府所羁绊的真率的自我,这种例子在中外艺术史上不胜枚举)。但与徐渭相比,何水法远为幸运的是,徐渭生当末世,政治污浊,官场倾轧,虽“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”,但结果却只能“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”(袁宏道语)蹈死狱,负奇穷,极其悲凉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;而何水法却生当盛世,政治清明,社会安定,尤其是近二十多年来空前宽松、和谐的时代环境,乃艺术家从事创作最为理想的伊甸园。在这种环境中,何水法精神愉悦,心胸舒畅,可以“堂堂正正地做人,痛痛快快地画画”(《抱华楼谈艺录》),追求气盛神旺,色墨交融的大格局,而没有任何“局促瑟缩”、“鬼头鬼脑”之态。因此,何水法的花鸟画虽然也每每如徐渭那样气势磅礴,放笔直扫,淋漓酣畅,不拘一格,尽兴时,似夹雷霆万钧之势,落笔处,常具惊心动魄之奇,诚如唐云之所谓“笔墨奔放,有青藤,白阳之妙,然气势更盛,可谓后来居上”,但笔端墨楮间所传递出来的,却是与徐渭绝然不同的令人振奋的热烈、奔放的积极情绪,发自内心的乐观、向上的生命活力。这种一花一蕊皆蓬勃兴旺,一枝一叶都欣欣向荣的物态和意象,与今天的社会和时代无疑是融洽的,合拍的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何水法花鸟画中所体现出来的这种高昂、兴奋、欢乐、健康的精神风貌和艺术情趣,正是当代中国画体格转型所孜孜以求的。当然,绘画创作仅仅有气还是远远不够的。虽然徐复观说:“一个人的观念、感情、想象力,必须通过他的气而始能表现于其作品之上”(《中国艺术精神》),但要想让“气”真正落实于形象,还需要借助于具体的绘画语言和形式手段,否则仍然是徒托空言。因此,对于何水法花鸟画“气不打一处来”,但究竟打何处来的疑问,固然可以回答说是他的真率、张扬的个性,豪放、豁达的气质和沉潜传统、由工入写的习画经历中来,但若具体落实在画面上,却还是要从行之有效的,与其内在之“气”相匹配的绘画语言和形式手段中来。这种彰显何水法花鸟画积极而又饱满的生命之“神”,高昂而热烈的艺术之“气”的,行之有效的绘画语言和形式手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: 

        一、首先是笔墨。众所周知,大写意易学难工,这种难便主要难在笔墨上。对于写意花鸟画尤其是大写意花鸟画的创作者而言,笔墨既是一种艺术,又是一种技术。作为艺术,笔墨的最大特点是创造,因此凡属好的笔墨必有体温,必打上画家的个性烙印,必具有不可重复性和不可模仿性;而作为技术,笔墨的最大特点却又是取用,具有确定性和操作性,不但可以重复,而且必须重复,不可以模仿,而且必须模仿。笔墨的这种即是艺术又是技术,既侧重于意义侧重于法,既要靠想象需要天赋,又要靠操作需要习得的两重性,决定了主要借助书法性笔墨的写意花鸟画尤其是大写意花鸟画,只能走一条既深入传统又超越传统的艰难之路。但问题是前人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,不论是古代的徐渭,八大,还是近代的吴昌硕、齐白石,其笔墨表现能力皆登峰造极,炉火纯青,令后人几乎难以企及。在这种情况下,选择书法性笔墨作为主要造型手段者稍有不慎,但有可能出现两种结果:其一因循守旧,陷入传统的泥沼而无力自拔,其二飞镖暗器,有侼于中国画的文化种姓和本体特征。何水法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避开了以上两种结果,成功在实现了先“合”后“离”,先“取”后“弃”,先“深入”后“超越”的现代性转换。看何水法作画,我们可以发现他下笔相当果断,往往一笔下去,画面上便有了浓淡干湿,有了层次和变化。笔性、笔意、笔趣,皆体现在这些浓淡干湿和层次变化之中,而通幅完成之后,整幅画作又浑然一体,笔笔贯通,这无疑是需要很深功力的,由于何水法工写兼擅,其深厚的工笔基础,保证了他纵横驰骋却不失造型,雄强恣肆却不废法度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正是由于这一原因,才使得何水法的作品中充满了热烈奔放,如火如荼,跌宕多姿的磅礴之气。 

        二、其次是构图。构成何水法花鸟画撼人气势和视觉张力的另一因素,是他的具有创格性质的构图。在传统花鸟画中,画家们构图多简约疏朗,物象不多。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,一则是古人崇虚尚简,迷信所谓的“象外之趣”;另一则是满构图容易重复紊乱,功力稍有不逮便非空即烂。然而何水法在创作中却打破了这种传统的花鸟画构图程式,创造出了一种物象密集的全景式构图。这种构图方式不以单株或数株花卉作为描绘对象,而是以众多花卉的相互烘托、穿插、映衬作为致力的重点,从而营造了整体上的规模效应,对观赏者的视觉形成巨大的冲击。何水法的这种构图方式有两点特别值得称道:一是借用山水画对植被的观察方法来观察花卉,但在表现上却采用近景、特写的手段来处理,既突出了花鸟画的特点,又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现代人在艺术欣赏中的视觉化需求;二是搬掉了古人在花鸟画中用来支撑画面的石头,纯以花卉自身的穿插、构成来组织画面,从而大大地拓宽了花鸟画的表现空间。何水法的这种物象密集的全景式构图。从表面上看来似乎减少了“经营位置”之苦,但实际上却是一种高难度的追求,因为这种构图不是简单的拼凑、堆砌和重复,而是充满意匠过程的天才发挥,正如何水法自己所言是“满而不实,满中有虚,满中有空灵的感觉。”(《抱华楼谈艺录》)因此,在何水法的作品中,繁多的花卉虽然看起来似乎漫不经心,密集成片,但你只要稍稍留意,便可以发现这些花卉(包括花朵、花枝和花叶)皆“不懈不促,不脱不粘”,相互穿插、扭结,充满了富于变化的韵律感。这种纵横交错然而却义浑然一体的韵律感,使得何水法花鸟画中的气势不但更为充沛,而且也更为坚实、灵动、合于法度。 

        三、最后是色彩。构成何水法花鸟画夺人气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,表现在色彩方面。传统的中国画由于“重道轻器”的价值观使然,崇尚“以素为贵”,奉“墨分五色”为圭臬,使得色彩这一视觉艺术中的重要元素始终未能得到充分的发育。虽然有一部分院体花鸟画家和清末“海上画派”画家,对色彩较为重视,但不论是前者的骄奢富瞻,还是后者的媚俗趋势,皆有着不容忽视的偏弊,无法满足现代人在欣赏绘画时对于色彩的审美需求。然而何水法却是一名“好色之徒”,“色胆包天”(曹工化戏谑语)。他敢于用色,也善于用色(这与他早年画过水彩、水粉不无关系)。世代相传那些诸如“彩色异具,则无笔法”,“丹青竞胜,反失山水之真容”等清规戒律,被他弃之如敝履。因此,在何水法的作品中,不论是洋红、朱砂,还是石绿、藤黄,用来全都得心应手,显得绚烂而明丽,鲜活而生动,欣欣向荣,赏心悦目,确实做到了他所追求的“亮、透、雅”。另外,何水法对西方绘画的用色方法也并不一味排斥,而是有选择地吸收。何水法说“西洋画写生能力很强,色彩用得也很好,如法国的巴比松画派,其浪漫主义的直接调色法能使画面取得更鲜明的色彩效果,可以借鉴。”(《抱华楼谈艺录》)因此,其笔下的色彩极为丰富。当然,需要指出的是,何水法对色彩的运用主要是“写”,而不是“染”、“涂”、“敷”,这样,色彩的本身就充满层次和变化,色与墨之间产生了同一性,绝不会出现笔触为色彩所遮蔽的问题,故而,在何水法的作品中,那些“艳而不俗、浓而不媚,厚而不腻”的色彩,常常能产生一种神奇的效果,益发增添其画中的气势。关于绘画中的“气”(古人对“气”和“韵”常常二者兼举,密不可分),晚明书画巨擘董其昌曾说过一段极有见地的话:“画家六法,一曰气韵生动。气韵不可学,此生而知之,自然天授。然亦有学而得处,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,胸小脱去尘浊,自然丘壑内营,成文鄞鄂,随手写出,皆为山水传神。”(《画眼》)在董其昌看来欲使画中有“气”或曰“气韵生动”,须具备两项条件:一是要有先天的秉赋,二是要有后天的习得和修养。何水法二者皆备,故其气之盛,其神之旺,其韵之雅,是必须的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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